在中國，近3億老年人中究竟有多少抑郁癥患者，至今仍沒有詳細的篩查數據，對于「變老」，我們顯得準備不足。

　　79歲的張桂芬回想自己患上抑郁癥時最糟糕的那段日子，依然心有余悸。

　　她變得不再認識自己——120多斤的體重暴減至90多斤，一輩子愛干凈的她變得邋遢，可以兩三天洗一次腳、一直不照鏡子，整天把自己關在屋子，不和人說話。因為變得暴躁易怒，她和家人屢屢發生矛盾，女兒說她不像「媽媽」，老伴兒想跟她離婚。

　　「回想起來，那段日子實在太痛苦了。」她說道。

　　張桂芬2016年被診斷患有抑郁癥，至今仍在治療。與她一樣，72歲的劉英、75歲的劉莉也受到抑郁癥折磨，他們所處的疾病群體，被稱為「老年期抑郁障礙患者」。

　　老年期抑郁障礙（latelifedepression,LLD），指年齡60歲及以上的老年人中出現的抑郁障礙。在老年人群中，這是一種較常見的精神障礙，不僅損害老年患者的生活質量和社會功能，也增加照料者的負擔。抑郁障礙不僅包括抑郁癥，還包括其他疾病學分類中的抑郁發作。

　　事實上，這是一個數量龐大的患病群體。世界衛生組織（WHO）2018年公布的數據顯示，65歲以上老年人群抑郁癥的患病率，保守估計在10%~15%，甚至某些估計范圍高達45%。

　　多名精神疾病專家告訴「偶爾治愈」，盡管老年抑郁癥已成為嚴重的公共衛生問題，卻鮮被輿論關注，老年抑郁患者這一群體也處于「失語」狀態。當下，老年抑郁癥識別率低、治療不充分，隨著人口老齡化的深化，問題將愈發凸顯。

　　「她就是閑的」

　　張桂芬覺得自己的病，是「琢磨」出來的。

　　那是2016年下半年，她無緣無故失眠了好幾天。沒有遇到煩心事，為什么突然睡不著？漫漫長夜里，她在床上翻來覆去、反復琢磨，卻想不通原因。失眠的癥狀并沒有改善，一到夜間，她總「胡思亂想」，緊接著胃口變差、吃不下飯，常常覺得內心煩悶。

　　這種情況持續將近三個月后，丈夫陪著她去積水潭醫院，「從頭檢查到腳」，沒有查到任何軀體疾病。

　　研究資料顯示，失眠是誘發老年抑郁的危險因素之一，而且持續的失眠與持久的抑郁有關。此外，睡眠障礙史還是老年人抑郁緩解之后，復發的一個獨立危險因素。

　　隨后，張桂芬又去了北京一所精神專科醫院就診。進了診室，丈夫對醫生說「她就是閑的」，但被醫生批評：「怎么能這樣說她呢。」醫生告訴張桂芬，一看到張桂芬呆滯的眼神時，他「就覺得不對勁」。

　　「我對誰都沒意見，就是睡不著，心理憋得慌。」當醫生詢問張桂芬的癥狀時，她說著說著，便大哭起來。「哭吧，使勁哭，哭出來就好。」那時候，醫生這樣安慰她。

　　張桂芬最終被確診為患有老年期抑郁障礙，沒有明顯誘因。

　　與張桂芬類似，72歲的劉英在確診之前也經常夜不能寐。她的女婿告訴「偶爾治愈」，老人原是北京一個城中村的村支部書記，「當領導當習慣了」，做事情雷厲風行，說的話大家都聽。

　　退休之后在村里，劉英說話不再像以前那樣有影響力，漸漸有了失落感。幾年前，劉英還遭遇一場車禍，右腿被汽車碾斷。因為行動不便，在家里待了將近3年。

　　個性好強的她無法接受現實，變得沉默，不愛說話，「聚會不參加，麻將也不愛打了。」生氣的時候，她就和老伴找茬，沖他發火，把他當成「出氣筒」。

　　「我常常覺得心里堵，對一切事情都失去了興趣。」劉英告訴「偶爾治愈」，每當抑郁癥和焦慮癥發作時，她會感覺情緒糟糕，心慌心悸，倍覺壓抑，「想啥都煩。」

　　北京回龍觀醫院老年科病區主任燕江陵對「偶爾治愈」表示，老年抑郁患者往往以軀體不適為主訴。他們通常會先去綜合醫院就診，由于對癥治療效果不佳或查不出軀體疾病，才到精神專科醫院就診。張桂芬就是這樣的病人。

　　此外，雖然國內一些醫院推動心內科、心理科合作，實施「雙心門診」，但真正做得好的醫院仍不夠，老年抑郁患者還是不易被發現。

　　75歲的陳莉則是典型的「因病致郁」。她的丈夫王建國稱，妻子退休前是教師，原本個性溫和，但幾年前，因為腰椎間盤突出雙腿行動不便，坐上了輪椅。這讓陳莉深受打擊，經常心情不好，「臉像陰天一樣」。在去年，她被確診患有老年抑郁癥。

　　北京回龍觀醫院精神科副主任醫師張建新碰到過一位類似的患者。那是一位73歲的老太太，原本是技術專家，退休后被返聘，依然閑不下來。一次，老太太由于眼壓突然升高、眼睛出血，導致一只眼睛失明。她的工作停止了，生活無法自理，這讓她很難受，「煩躁、抑郁，經常哭泣」。

　　2017年發表于《中華精神科雜志》、由國內數十名精神疾病專家共同制訂的《老年期抑郁障礙診療專家共識》稱，老年抑郁癥病因復雜，常伴有軀體疾病，兩者也可能互為因果。而這一年齡段特有的一些心理社會應激，比如喪親、社會角色改變、搬遷等，也會誘發或加重抑郁。

　　浙江大學心理學教授陳樹林說，老年抑郁患者的發病原因往往并不是單一的，它通常是前述多種因素綜合作用下的結果。

　　漫長搏斗

　　確診之后開始吃藥，通常是老人們和抑郁癥漫長搏斗的開始。

　　米氮平、阿普唑侖、勞拉西泮、奧沙西泮、佐匹克隆……這些抗抑郁藥和抗失眠藥，張桂芬都吃過，其間伴隨著多次藥量增減和藥物更換。

　　從2016年生病到現在，張桂芬換過幾位主治醫生。她告訴「偶爾治愈」，診治過程中醫生態度如何，會非常影響自己的治療意愿。

　　張桂芬開始吃藥時，副作用是肚子疼，「疼到難過」。她向當時的主治醫生傾訴自己備受折磨，得到的反饋卻是一張不耐煩的臉。后來她換了醫院和醫生，眼前的大夫總面帶微笑，但每次看病只花五、六分鐘時間，「我一說癥狀加重，她就讓我加藥。」

　　輾轉多家醫院、換過幾個主治醫生后，張桂芬終于遇到自己覺得「合適」的大夫。第一次去看病，醫生聽她說了半個多小時，還寬慰她轉變心態，適應老年生活，主動告知她不同藥物的區別與價格，「這讓我很感動，因為她是真的關心患者。」

　　在抗抑郁過程中，病情的反復讓很多老人深受折磨。

　　燕江陵遇到一位60多歲的老人，他因為抑郁癥復發，從二樓跳下摔斷了腿，剛住進病房時不吃飯，不配合治療，還動手打人。

　　張建新遇到的一位病人則是因為老伴得了癌癥而抑郁。發病時，老人拿刀把自己割傷，甚至砍傷老伴。后來因老伴去世，病情再度復發，他只得住院治療。

　　多名精神疾病專家對「偶爾治愈」表示，在臨床治療過程中，發現一些老年患者因對疾病認識不足而自行停藥，致使病情反復。

　　72歲的劉英第一次到醫院看病時，醫生給她開了抗抑郁藥物舍曲林和勞拉西泮。服用數周之后，她內心變得平靜，也不再悶悶不樂，眼見服藥見效便自行停藥。「我看情況改善，就懶得再來醫院了，」她說。但因為停藥，抑郁和焦慮的情緒此后再度來襲，她的病出現復發。

　　燕江陵表示，老年抑郁癥往往合并其他軀體疾病，老年患者在用藥時，需要密切監測不良反應。此外，老年人的治療依從性差，藥物應答時間長，這些因素都加大了老年抑郁癥的治療難度。而由于老年期容易出現失落感、喪失感、孤獨感等，同時給予心理治療也顯得尤為重要。

　　事實上，除了遭受疾病折磨，患有抑郁癥的老人們和周圍人的關系也會悄然改變。

　　25歲的浙江姑娘黃清靈對此感受頗深。她的爺爺退休前是一名老教師，和奶奶感情甚篤。2018年，奶奶因病去世，風趣幽默的爺爺一下子變得沉默寡言，整日悶悶不樂。黃清靈常常看到爺爺一個人坐在家中客廳沙發，兩眼望著窗外出神。

　　「當時我們覺得他是被奶奶突然去世所影響，等以后慢慢走出來就好，所以沒放在心上。」黃清靈和家人勸爺爺多出門散心，但老人并不樂意。

　　「他原本喜歡下棋、聽戲，還和奶奶一起去廣場健身。奶奶走后，他不愿出門了。」黃清靈說。原本跟爺爺關系親密但后來被「疏遠」的黃清靈告訴「偶爾治愈」，看到爺爺困在抑郁情緒中，自己也覺得難過心疼。后來，一家人決定帶老人去醫院，她的爺爺被確診為老年抑郁癥。

　　「首先想到的是年輕人」

　　老年抑郁癥會對老年人乃至整個社會造成傷害。

　　陳樹林對「偶爾治愈」表示，從公共健康的角度看，老年抑郁癥的危害首先在于與其他軀體疾病產生交織，從而加重老年人的軀體疾病。

　　其次，老年抑郁癥可能導致一部分病人患上老年癡呆癥，致使病人認知功能減退，「而這種減退是不可逆的」。

　　「最后，如果老年抑郁癥沒有得到有效治療，那么勢必使得老年人自殺率升高，從而給家庭、和社會帶來沉重負擔。」陳樹林說。

　　燕江陵也稱，一些疾病如腦卒中、帕金森病等，容易導致老年人罹患抑郁癥。它們易共病抑郁，互為影響。

　　然而，老年抑郁這一公共衛生問題長期未受到足夠重視。目前，公眾對抑郁癥的認識雖有提升，但老年抑郁群體的能見度依然較低。

　　多年治療后，雖然仍需服藥，但張桂芬覺得自己已經好得差不多了。回顧生病經歷，她覺得很艱辛：「我病了這么久才挺過來。就像走進了一條死胡同，到了現在，總算是走出來了。」

　　陳莉的丈夫王建國就感慨以前不知道老年人會得抑郁癥，自己是在妻子生病之后，才逐漸了解老年抑郁的。

　　「（提起抑郁癥）我們首先想到的是年輕人，是崔永元、白巖松那樣的公眾人物，」王建國說，「我身邊的多數人都不知道老年人也會得抑郁癥。」

　　但事實上，老年人本就是抑郁癥的高發人群。

　　2020年9月11日，國家衛健委辦公廳發布了《探索抑郁癥防治特色服務工作方案》。在方案中，老年人被列入抑郁癥高發的重點人群之一，其他還包括青少年、孕產婦、高壓職業從業者。

　　在陳樹林看來，老年抑郁之所以未被足夠重視，原因首先在于一些老年人認為這屬于正常老化，「覺得人老了就是這樣」，而未將之視為一種疾病。其次，社會各界對老年人心理健康問題未予足夠重視。此外，老年人的情緒癥狀容易被軀體不適主訴所掩蓋，致使老年抑郁癥識別率低下。

　　張建新就接診過不少對抑郁癥不甚了解的病人。她告訴「偶爾治愈」，前段時間，一位來自北京郊區農村的老太太來就診，她生病多年，癥狀時好時壞，但沒有引起家里人的重視。

　　「老太太一聽說還要來復診，很是驚訝，問『看一次不能看好嗎？』她不知道抑郁癥的治療是一個長期過程。」

　　而籠罩在整個抑郁癥患者群體身上的病恥感，亦是老年抑郁被忽視的原因之一。

　　張建新告訴「偶爾治愈」，在臨床中，一些老人并非主動就醫，而是在家屬要求下前來就診。因為對疾病沒有正確認識，一些病人把老年抑郁癥和精神分裂癥等其他精神疾病劃等號，因擔心被認為是「瘋子」，而不愿就醫。

　　張桂芬就曾有過強烈的病恥感。她告訴「偶爾治愈」，自己曾在偶然間得知自己被朋友說是「神經病」，心里很不是滋味，變得更不愛與人來往。生病后，以往一些朋友看她的眼神也不一樣了。「我是那么要強的一個人，就受不了他們那種奇怪的眼神。」

　　「目前，國內關于老年抑郁癥的流調數據較少，這也反映出老年抑郁問題沒有得到足夠多的重視。」燕江陵分析道。

　　沒有準備好「變老」

　　多名受訪專家對「偶爾治愈」表示，隨著我國人口老齡化的深化，老年抑郁作為一個公共衛生問題，將愈發凸顯。

　　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，截至2019年末，國內60歲及以上人口約有2.54億，占總人口的18.1%，這意味著中國正面臨著嚴峻的人口老齡化形勢。

　　根據國家應對人口老齡化戰略研究預測數據，到本世紀中葉，老年人口數量和占總人口比例雙雙達到峰值。

　　而今年發表于《中國循證醫學雜志》的一篇研究論文指出，對2010年至2019年中國老年人群抑郁癥的患病率進行meta分析，結果顯示，中國老年人抑郁癥患病率為25.55%，女性患病率高于男性，北方患病率高于南方，農村患病率高于城市。

　　這與燕江陵的臨床觀察一致。目前老年抑郁患者的就診比例不高，在患病率較高的農村，有為數眾多的老年抑郁患者未被識別。而與此成相關的，是國內精神疾病資源的匱乏與分布不均。

　　燕江陵舉例說，北京周邊的省份如內蒙古、河北等精神類疾病醫療專科資源較少，部分病人于是選擇來京看病。

　　家在北京的王建國也說，他在陪妻子就診時，碰到許多從其他省份來的病人和家屬。「有內蒙古、陜西、山西、東三省的，都大老遠過來。」

　　在精神專科類醫療資源匱乏且分布不均的大背景下，受訪專家均向「偶爾治愈」表示，需加強基層精神疾病機構的建設。

　　陳樹林認為，有關部門需要為老年抑郁癥的診療提供更多的醫療資源。他指出，社區醫生、村醫在識別和處理老年抑郁癥這件事情上，可以起到關鍵作用。

　　「很多出現癥狀或病情較輕的老人，都不會去專科醫院就診。這時候，基層的篩查、處理就顯得很重要。」陳樹林說，「具體到識別和處理方面，社區醫生、村醫可以根據有關指南來處置。經過培訓，他們能承擔起這一公共衛生責任。」除此之外，針對這一疾病的「去污名化」之路仍然任重道遠。

　　老年人抑郁被忽視也是中國老齡化進程的一個映射。對于「變老」，我們準備不足。

　　燕江陵說，目前社會各方對于老齡化的加速所做的心理建設不足，不僅一些老年人沒準備好迎接老年生活、適應新的養老方式，家屬也同樣如此，所以未能給予足夠重視和關心。

　　一方面是老人本身。「一個是身體的衰老他不接受，一個是得了病他不接受。」一方面是子女。「對于老人的心理狀況不了解，發生了變化以后沒有及時察覺，就一如既往地還把他們當年輕時候對待。」

　　不同專家指出，除了應定期就醫、維護好生理功能外，「積極老齡化」對于防止老年人抑郁也很關鍵。這既包括，老年人自己依據興趣愛好安排日常活動，獲得價值感、減少孤獨感，也包括人至老年，遇到喪偶、突患重大疾病、生活角色改變、居住環境變遷等諸多問題時，家屬的理解與陪伴。

　　「在國內的大環境里，沒有人說主動地去迎接老年，一方面是中國本身變化比較快，一方面這方面的教育確實比較少。」燕江陵說。